為人心立碑,替世道存照丨王蒙、龔曙光、何立偉對談寫給世界的“情書”

原標題:為人心立碑,替世道存照丨王蒙、龔曙光、何立偉對談寫給世界的“情書”

王蒙、龔曙光、何立偉就新書《生死戀》展開了一場文學對談。

活動現場座無虛席。

紅網時刻記者 郭薇燦 蔡娟 袁思蕾 胡邦建 攝影 楊楊 長沙報道

深秋,當書香邂逅花香,一場午后關于愛情的文學對談如期開啟。

10月27日下午3點,由中南出版傳媒集團主辦,湖南新華書店集團承辦的“為人心立碑,替世道存照——王蒙《生死戀》新書分享會暨文學對話”在長沙樂之書店天心店舉行。

現場,伴隨著輕揚的鋼琴聲,耄耋之年的“國寶級文學家”王蒙為讀者分享了他寫給世界的“情書”,并與湖南出版投資控股集團黨委書記、董事長、總編輯,中南出版傳媒集團董事長龔曙光,中國作協全委、湖南省作協名譽主席、長沙市文聯名譽主席何立偉,圍繞《生死戀》,展開了一場文學對談。

“不管寫什么,他始終把自己的生命擺進去”

“我不是非要寫愛情,而是這些愛情讓我寫。”自《青春萬歲》始,王蒙的小說創作已逾65年。縱觀其創作生涯,從1950年代飽含革命激情的青春之歌與激蕩文壇的震顫之音,到1970年代的異域風情與時代隱思,再到1980年代的藝術探索與內省哲思,直至1990年代的“季節系列”,他作為與共和國共同成長的文學創作者,用深情的筆觸,描繪了中國社會的發展進步和文化的繁榮興盛,見證并推動了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。

此次,王蒙帶來新作《生死戀》,更是以椎心泣血的生死愛戀,為人心立碑,用欲說還休的命運流轉,替世道存照。

此書的前言里有著這樣一句話,“王蒙老矣,寫起愛情來仍然出生入死。王蒙衰乎?寫起戀愛來有自己的觀察體貼。”正如龔曙光所說,雖然讀著王蒙先生的書長大,但也與其他讀者有著同樣的好奇,一個86歲的人,怎樣寫愛情小說?

直到他讀到這本書的時候,才明白這場生死戀是王蒙式的生死戀,是中國社會的生死戀。“王蒙先生用簡短的愛情故事,概括了中國100年來社會的變遷。書中沒有寫任何社會大事件,而是把一個愛情故事真正牽到了社會生活變化最深的那一部分,那就是人心,那就是世道,就是每一個有血有肉、普普通通的人,在社會的碾壓中,那一點生命的微光,那一根生命的豆芽,是怎樣艱難生長出來的。”

龔曙光認為,《生死戀》中既有社會的刻薄,也有社會的寬容。在書中,王蒙雖然寫到了生死,但沒有聲嘶力竭,而是處在一個非政治、非社會、非經濟,但又與上述這些相關的生命狀態。“我覺得王蒙先生給予我最大的啟示就是,不管寫什么,他始終把自己的生命擺進去。從最早的《青春萬歲》中,他對生命發出的暢快呼喊;到后來的《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》中,青春的生命遭遇的第一聲嘆息;再到后來,《以春之聲》對于社會變化的欣慰感;當然還有獲得茅盾文學獎的《這邊風景》……這些作品里都有王蒙先生自己一份獨特的生命價值。”

《生死戀》收錄了王蒙最新創作的四篇作品,分別是中篇小說《生死戀》和《郵事》,短篇小說《地中海幻想曲》和《美麗的帽子》。《生死戀》寫愛恨情愁生老病死,行云流水卻力透紙背,家長里短卻波瀾壯闊,寄托著作者對世間萬象人生悖論的深度思考。《郵事》為非虛構小說,講述作者幾十年來因為領取稿費而與郵政、郵儲打交道的經歷和感受。《地中海幻想曲》與姊妹篇《美麗的帽子》講述隋如意有著顯赫的家世、學歷、榮譽和身份等,卻在談婚論嫁的問題上屢屢觸礁的經歷和心路歷程。

寫起小說來每一個細胞都在活躍

盡管窗外的小雨讓空氣中多了一份深秋的寒意,但活動現場卻是熱鬧非凡,三位嘉賓的對談不時引得現場讀者的歡笑與掌聲,來到現場的讀者年齡跨度很大,甚至還有著許多拄著拐杖的老人。

“寫小說太讓人高興了!”王蒙感嘆,這種寫作起來如醉如癡的幸福一如他在序言中幽默的說法:“寫小說的感覺是找不到替代的,人寫起小說來,每一個細胞都在跳躍,每一根神經都在抖擻,或者說‘哆嗦’,其實我更應該用的是‘嘚瑟’,連一只貓都能寫活了。”

這恰巧也是讓何立偉感到佩服的地方。“王蒙老師是86歲的少年,比18歲的少年更有魅力。”上世紀80年代,初出茅廬的何立偉和許多文學青年一樣,對于其他作家有一股不服氣的勁,但對于王蒙,何立偉卻是服氣的。“在那個年代的作家里面,王蒙是最有現代性的,他把西方現代小說的許多手法融入進來,行文就像語言的狂歡。”何立偉表示,讀了王蒙的作品,忍不住會有一種寫小說的沖動。

“我一直把王蒙當做我的恩師,在上世紀80年代,他推崇了很多新人新作,我也是其中之一。”何立偉表示,通過《人民文學》的平臺,推崇新人新作,創造了一個新生代的文學生態,是王蒙一個不應被忘記的功績。

何立偉談到,從80年代讀王蒙先生的小說開始,到現在的《生死戀》,他的行文都有一種汪洋之勢,一瀉千里,“意味著到現在為止,王蒙先生都是激情飛揚,狀態飽滿,思維敏捷的。例如《郵事》里很多地方都寫了當下的生活,包括微信這種通信工具以及各種網絡語言。證明他永遠保持了自己的新鮮感和捕捉能力,永遠不會和當下的生活脫節。”

龔曙光談及最近文壇的兩個相反趨勢,一個是一批散文家講散文的虛構,另一個是一批小說家在講小說的非虛構。“虛構”和“非虛構”之間的區別和聯系,他認為以現在讀王蒙先生作品的角度來說,會有更大的意義。

“在王蒙先生近90年的人生中,他所經歷過的事情,已經通過他的生命進行了典型化。也就是說,他到了現在這個年紀仍然記得的東西,其實是他經過了生命中無數人的典型化,再把它寫出來的。所以,哪怕是‘虛構’的,也是典型化了的東西,是來自他生命中的東西。這其中蘊藏著王蒙先生的人生智慧,因此,這些所謂‘虛構’出來的作品,可能比他早年的作品,對我們來講有更大、更多的價值。另一類即所謂的‘非虛構’,其實在文學史上是有的,我認為這將可能成為王蒙先生創作的又一個類別,而且會是特別有價值的東西。”

龔曙光說,在非虛構這一類小說中,最有名的不外乎《世說新語》。毫無疑問,《世說新語》是非虛構的,但他又被歸類為小說,那么,“非虛構”的東西怎么又變成小說了呢?他認為,任何一個文學家所寫的東西,其實都是帶有真實性的,這個真實性,說的不是故事本身的真實性,就是情感經歷的真實性。“只要以小說的情緒去營造一種小說的氛圍,任何故事沉進去都是小說,我就是這么來讀《世說新語》的。王蒙先生今后如果更多往這個方向進行創作,我認為,他寫的東西就是現代的《世說新語》。”

明年我將衰老,今年我仍興致勃勃

三年前,王蒙就曾在一篇散文中寫過,“明年我將衰老,今年我仍興致勃勃。……我仍然不能忘情于文學,忘情于奮斗,忘情于大地,忘情于人民。我寫革命的豪邁、成長的代價、滄桑的熱淚、生活的芬芳、人心的不渝。”

三年后,王蒙將這本《生死戀》視作“寫給世界的情書”,希望用文學滋潤普天之下的人生。

從《生死戀》到《郵事》,從《春之聲》到《蝴蝶》,一種文學豪情依然如故,何立偉坦言,這是他讀王蒙作品的一大感受。“《生死戀》故事很簡單,但寫得很豐富,寫了當下社會一個人的一生,從生到死。寫出了中國社會的復雜人性,以及對愛情、家庭和生死的那種復雜心理。”何立偉表示,哲學的最終命題就是死亡,很難說得清楚。他坦言,自己特別喜歡王蒙寫現代生活,以及關于愛情、生死的那種無褒無貶的態度,這是對世態的一種看透,更是一種巨大的寬容。

在讀者提問環節,王蒙也回應了自己為何在耄耋之年還能寫愛情。他說,86歲也好,96歲也好,106歲也好,只要還活著,他對愛情應該就還有記憶,應該還有感觸,應該有向往,應該有回憶。只要不是死人就得活著,只要是活人就有活人的情感,有活人的待遇,必須享受活人的待遇。如果寫作,還得有這個系統性,有這個趣味,有這個“嘚瑟”勁兒的話,應該堅持寫。

王蒙表示,去年熱烈地紀念了改革開放40年,今年更加熱烈地慶祝了新中國成立70年。這70年里,每個人命運的變化太有意思了,尤其是放到這樣一個歷史的過程中。就像愛情,什么時候都有,都有它不變的那一面,相互的吸引、相互美好的想象、相互的迷戀等等,但人們對愛情的體驗又隨時跟著這個社會的變化而變化。

正如龔曙光所說,古往今來,以生死闡釋愛情的文學作品不計其數。與現今一些作家濫于煽情截然不同,老一輩作家更習慣透過歷史和生活的厚重底蘊,讓故事更具有人間煙火的質樸與生活氣息。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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